文学的去秩序化属性

文学有着去秩序化的属性，很多人都喜欢，进而沉迷其中。

在古代，没有互联网和手机，也没有电脑。人们选择娱乐的方式就是文学，即便是说书的、唱戏的，也是基于文学产生的娱乐方式，让很多人着迷。文学本身产生于生产劳动，在劳动中，人们呼喊几句，唱几句，就是最初的文学。还有劳动中群体统一喊出的号子，有利于统一节奏，干活省力。文人们会采集民间诗歌，编订成册，广为流传。《诗经》中不仅有颂歌，而且还有很多民间歌谣，有爱情诗，有弃妇诗，有描摹劳动场面的诗歌，都是劳动人民真实生活的记录。这种诗歌本身有一定的普适性，并非单指某一个人，也并非单指某一个地方的故事，而是忽略了时间地点，甚至忽略了人物和故事情节，只是有种大家都认同的美贯穿其中。《蒹葭》就是这样一首诗，主人公寻找梦中的“伊人”，既有写实，又有梦幻，似乎总是难以寻找，可望而不可即，产生了浓重的朦胧与惆怅情调。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可以阅读，也都能产生相同或不同的感触。《七月》描写了奴隶们一年到头的辛苦劳动，虽然带有审美情调，但劳动场面以及辛苦的程度并不是很美。还有挑战秩序的《硕鼠》，把奴隶主比作硕鼠，只是剥削奴隶，吃粮食，而不干活。当然也有歌颂国君的诗歌，各个阶级的人都可以读。

文学产生之初是为了省力气，消遣，活跃气氛，审美，到后来成为文人士大夫们酬唱的工具，已经大大脱离了民间。当然，这种文学被称为文人士大夫们玩弄的高雅文学，并不是指通俗文学。无论是高雅文学还是通俗文学都是对历史的一种反叛，等于去历史化，即便是对历史的一种叙述，用丰富多彩的故事重新叙述历史，也会让人们读出很多不同来。读了文学作品的人以为作品叙述的就是历史，其实只是改编的历史，或者说是野史，是个人虚构的历史。即便小说写作成为生活的一种虚构反映，也是作家对生活有着一定的了解才动笔的，并不能凭空虚构。小说成了生活的横断面，也成了历史的横断面。而历史本身也并非完全靠得住，权贵们写历史，或者说权贵们用权力干涉历史写作，让史官们只能按照权贵指引的道路写作，处处维护权贵们的利益。如此一来，历史也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了，却可以成就权威版本，代代流传。文学作品并不一定能够代代流传，很多文学作品要经受权力机关的审核，还要在流传过程中经受禁毁的命运，经受被严重改写的命运，但只要是好作品，就一定会流传下去。毕竟，人们喜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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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喜欢文学作品，是因为文学作品给人们展示了一个梦幻的自由空间，可以超越阶级限制，超越现实生活，甚至完全展示天马行空的想象。人们沉迷其中，就好像网瘾少年沉迷网络游戏一样，深深陷进虚拟的世界，也就不自觉地传播开来了。文学具备极强的传播属性，而在传播过程中，无论阶级差别，无论贤愚都有传播的权利，甚至都有在传播中私自改编的权利。如此一来，很多文学作品经过代代相传，改写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，甚至和原来的作品毫不相干。悲剧可以改编成喜剧，喜剧可以改编成悲剧，甚至只是借用了真实的历史背景，就能编出人物众多、情节复杂、环境广大的武侠世界。文学的想象空间非常广大，不仅颠覆了历史的正统性，补充了很多丰富的历史细节，而且还可以虚构很多个人化的叙事空间，展示自由的想象世界。

文学的自由正好颠覆了秩序，让人们从现实的秩序禁锢中脱离出来，看到超越阶级局限，超越风俗习惯，超越礼教束缚的自由世界。不管是牛郎织女的传说，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，抑或是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，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，都具备很强烈的超越秩序的属性。虽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轻松超越秩序限制，但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可以轻松超越秩序，甚至可以如汤显祖说的那样，“情之所至，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。”不仅超越了人间秩序，而且超越了生死的秩序。

人们当然渴望这种自由，也渴望获得超越秩序的能力。只是，文学作品提供的是精神享受，并不是物质享受。当然，有时候文学作品成了战斗檄文，鼓舞革命者前仆后继。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审美的，是超越社会秩序的形而上的存在。虽然文学作品大多描写形而下的生活，但通过描写，表现的是形而上的精神境界，是自由的精神，也是人人可以传播，人人可以改编，人人可以评价的东西。

文学的写作自由，传播自由，评价自由，让无数读者趋之若鹜，即便是一百多字的小文章，二十个字的五言诗，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，甚至能够成为战斗檄文。看看刘邦的《大风歌》，再看看黄巢《不第后赋菊》就知道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了。当然， 更多的文学作品只是在精神层面颠覆了秩序性，去掉了秩序的禁锢，让人们在阅读中获得了自由，也获得了传播、改编和评价的自由。说到底，文学是自由的，具备去秩序化的属性，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属性，虽然会受到强权和资本的干扰，但历经千年的文学并不会轻易屈从于秩序，哪怕在强权和资本的夹缝中生长，也会表现出浓烈的去秩序化属性，就像墙缝里生出来的一朵艳丽的花，总是芬芳动人，生生不息。